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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调整范围的政治问题专门性，构成区别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等其他规范类型的标尺，却并不构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其他政党制定的规范之间的根本差异。

张文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为此，要在法治框架内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秩序。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引领。有效的产权保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营造了透明宽松环境，让他们吃了财产更加安全、权利更有保障、经营更可放心的定心丸，增添了合理预期，激发了他们创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共同富裕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为促进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二要建立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承载和容纳着人类对美好生活和文明秩序所寄托的愿望。四要创造人人勤劳致富的平等制度。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坚持平等保护，就是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没有明确的宪法和组织法授权和地位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

无组织力量随着组织化过程也同时在滋生和暗长。这个转变对大一统构成的挑战在于：一是网络社会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化平等，使得个体不再需要通过被国家编织、安排才能进入生活世界，网络横无际涯的状态取消了个体的边界感和归属感，放大了人的技术本质，遮蔽了伦理本质，这消解了大一统的文化认同和信息沟通能力。因此，宪法必须通过发挥调控社会、干预经济的功能来夯实大一统的基础。天下是一个中央与四方、华夏与四夷不断融合、交替、转化的复合政治社会，是多重型天下国家观，其奠定了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

这个中国宪法里的双重不可分原理正是政道归一的大一统逻辑之深刻反映，与西方发轫于中世纪权力渊源多元的社会契约论完全不同。宪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同样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特有智慧。

现行宪法建立了人大一元体制，排斥了其他机构可能与之分享权力机关属性的可能。正如费孝通先生早洞察到的，跟着铁路、公路、飞机的应用，大一统的局面业已再次形成中，这时需要的应当是怎样因势适情地去加强这集权制度机构。事实上，自秦汉后，封建主义的宗法-分封制就已经被官僚-郡县制所彻底取代，皇权为代表的集权内含最高统治权不可分基础上的分事不分权机制，基于超大规模国家形成中央集权为根本、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为配合的复合结构。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现了统一的治理标准。从中国历史看，大一统的本质是通过对不同系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内各种要素的有序组织与安排，追求生机勃勃而又井然有序的整体文明状态，达到备极庄严而又元气淋漓的境界，实现中华文明旨在维护民众的安宁与福利的一种大型共同体世界，这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将悠久的历史延续至今的原因。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民当自己还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集中起来。这种线性结构也体现为分层制约的思维，那就是作为枢纽的机关要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分享作为枢纽之机关的部分权能来形成制约，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和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修改由其制定的法律的权力。

中国大一统观念蕴含着对社会经济无组织力量的抑制。二是大一统下的汉民族主体人口，整体稳定的民族意识，绝大部分地区通用交流无碍的语言文字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物流运输、投放体系，这些都是历史和现实为统一市场准备的客观条件。

8三是治理内容碎片化，滥用地方治理手段和标准。例如，战国以来形成经济价值较高的山林树泽由国家统一经营，产生山泽之公税来巩固统治的传统，因此宪法在对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生产资料上不允许建立私人所有权。

一方面，多元的意志与价值表达要防止产生无组织力量消解作为人民整体意志的一体性，因此，现行宪法既承认直接民主作为多元意志参与公共生活的资格，也预防直接民主对共同意志的冲击。现行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深刻继承了这个逻辑。其次，大一统社会经济条件中也孕育了流动，这是现行宪法接受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分配方式的重要逻辑。它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又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逻辑，那就是通过最大程度提取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来实现多元而一体的认同体系，克服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在政治形态上构成统一战线基础上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形态上重塑具有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在对内坚持民主和对外实行专政辩证统一的现实政治原则中建立江山就是人民的新的大一统正当性。在一个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肌体里通过宪法来重新组织和治理国家，大一统就是这个基座和经验。二是人大在组织程序上强化集中体制。

现行宪法尽管恢复了国家元首制度，但更多强调它的仪式功能和集体行使职权。因此，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对中国大一统逻辑的政治本质最深刻的表达，是确保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实现人民大一统的最高政治承诺。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它延续了中国大一统逻辑里互相融合的思维。四、无组织力量：大一统宪法的当代挑战及回应 尽管大一统深刻规定了现行宪法的底层逻辑和具体内容，但同样也遗传给它最基本的挑战，那就是无组织力量对大一统的消解。

这个基本权利生成于大一统、构建了大一统、服务于大一统的闭环逻辑被刘少奇表述得非常清楚：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乡、亭、里虽说是郡县制的基础结构，却并不是单纯的从属机构。

大一统国家核心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二)政体条款构成政治本质的现代表现形式 现行宪法第2条是政体条款，其规范结构形成三重含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依法律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多民族统一国家和超大规模国家是现行宪法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大一统国家观从表面看，是一种地理方位观，背后则是一套文明秩序观和国家治理观。

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政治实质，后者则是这个实质在规范主轴上的展开。为确保超大规模国家在空间上的权力接力性，现行宪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构成上下级层级国家治理的行政区划单元，宪法按照历史传统，考虑到民族、经济、国防和便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等因素，把全国领土多层次地划成若干行政区域作为设置各级国家机关的基础，开展对国家各类事务的治理。

又如，合法的私人财产权同样也蕴含促进公有、实现分配正义的制度功能，但不是作为纯粹个体的自由权存在，因此并没有在基本权利一章规定。与宪法相关的是，近代以来，大一统国家事实上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权尽管不断受到各种冲击，但它实际上仍统领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

一方面通过针对农民的集体化改造，防止个体专私、抑制产生人身剥削和依附的土壤。大一统的逻辑必然要求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确保中央权力的垂直延伸。

同时，这也导致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权利对应的义务不加区分。进入专题： 大一统 法治统一 合宪性审查 。消解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党中央政策搞变通，利用地方立法权违背上位法规定。它的本质是通过对过往的叙事，重建宪法今日之处境的历史逻辑，发现历史上形成的客观社会生活结构对现行宪法的内在规定，因而历史作为当下的解释根据而存在。

由此，大一统实现了社会身份流动的士吏互补和政民一体(钱穆语)。因此，帝制崩溃后要想保持大一统，就必须重建定于一的权威，为它找到新的正当性，并提供与之配套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是宪法回应大一统逻辑的最根本出发点。

而当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所以最终没有确立孔教作为国教，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有违中国多民族价值体系和合、交融的传统。这也意味着宪法必须设计差序治理与地方自治以降低统一治理的成本。

因此，大一统逻辑决定了宪法文本规定公民义务的正当性，因为不履行义务会构成对人民共同意志的无组织化挑战。同时，民主集中制也不完全同于议行合一，因为后者在体制、组织和程序安排上没有体现统一中的分层，过于强调组织机制合一、人员组成一致，不承认权力安排的差序格局，2并且依靠国家机构之外的人民直接监督他们的勤务员，使得国家权力实际上不是在闭环中构成真正的统一。